文/凤凰体育资深评论员 丰臻

以轻灵身姿从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的10米台跃入水池后，14岁的中国农村姑娘全红婵以三个满分动作赢得了世界的欢呼，而后，她以单纯的性格和清苦的家境引发了国人关爱。这几天，扑向她的东西很多，除了那些去她家门口着急蹭热点兑现流量的网红，还有最新一波发酵的舆论——德国奥委会主席霍曼对全红婵参赛年龄提出质疑。

在德国奥运代表团创下30年来最差的奖牌记录后，从东京铩羽而归的霍曼，在当地时间8月7日，接受权威媒体《图片报》采访时对14岁的中国跳水冠军现象给出了负面评价：“我不想知道这个中国女孩在3、5、8年前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我认为，如果必须考虑这种（培养方式），你必须对它持批评态度，这种不断降低参赛者年龄的方法是没有意义和不负责任的。”

霍曼很严肃地说：“我的问题在于，到底人们可以多早让一个人投入残酷的竞技体育的训练中，孩子们是不可能自愿的。”霍曼说这种话看似是从专业角度探讨专业问题，但他标榜一种“人文关怀”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说到底他是在输出自己的价值观。

但很显然，他的这套价值观在全红婵的案例上扑空了。

从专业角度看，国际奥委会是根据各单项组织对各自项目参赛年龄做出的限制来制定参赛年龄规则的，而这些单项组织恰恰考虑到了霍曼所说对身体的“残酷性”。

以体操运动为例，国际体操联合会就年龄限制问题做过多次修改：1981年以前，女子体操运动员14岁可以参赛；1981年后，最低参赛年龄提高到15岁；1997最低参赛年龄改为改为16岁，但在奥运会前一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允许15岁的运动员参赛；2009年，包括奥运会、世锦赛在内的所有世界大赛都要求参赛队员必须年满16岁，这一规则延续至今。

体操界对这个年龄限制的解释是：年龄越小越能够做出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完成高难度动作需要高强度的训练，所以这些对于还没有发育完全的运动员来说是不人道的。

霍曼考虑的，专业组织早就考虑好了，所以他显得多余。

同理，花样滑冰的世界大赛参赛年龄最低也要16岁；拳击项目考虑到受伤风险较大，参赛远动员年龄不能超过40岁。跟花滑和体操相比，跳水对年龄的限制要低一些，它的具体规定：参赛队员不能在当年年底时低于14周岁。这同样是基于对跳水运动对身体的要求而制定的规则。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伏明霞以还差20天满14周岁的年纪拿到10米台冠军，从此传为佳话。其实跳水这个14岁的年龄规定已经持续30年了，霍曼这句“不断降低参赛者年龄”，与事实不符，更像他为自己的主观情绪提供的臆想支撑。

如果全红婵没有以完美的表现夺得金牌，霍曼大概不会留意到她。为什么霍曼想的是孩子被动付出的艰辛，而不是孩子在专业上比其它人更有天赋更出色，不是“英雄出少年”这类古今传颂的美妙的故事？难道他不认为竞技体育是一种美学追求？

《图片报》的记者在霍曼这篇采访文章的末尾提到，德国滑板运动员斯托菲修斯与全红婵同岁。言外之意，霍曼为什么不看看自己的运动员？另一位13岁的日本滑板女子街市赛金牌选手西屋红叶，也没有引起霍曼的关注。霍曼此番言论很难不让人怀疑他在针对中国运动员。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一种尴尬：他自以为是的“人文关怀”出现了偏差，他的“关怀”太大而化之，太笼统，太不精确了。

不知道霍曼有没有为全红婵勾勒了一副美好的景象：有一个快乐的德智体美劳均衡发展的童年，能尽情地在田间玩耍，能如她所渴望的那样去动物园看动物，去娃娃机上抓娃娃，甚至能去纽约巴黎东京旅行见惯世面，而陪伴她玩耍的是不会生病的母亲以及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的父亲。跳水不过是她的业余爱好，天赋异禀，骄傲又自信......

霍曼显然不知道生活具体的样子。这是一个过着艰涩日子的贫困农村家庭，父母老实巴交挣不到钱，兄弟姐妹看不到什么出路，这底层人家的光景，跟北上广深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相差甚远。如果不是全红婵的天赋被发掘，如果不是小姑娘游散的放养的童年被日复一日的严格训练所替代，甚至，如果东京奥运会如期在2020年举行，她因为年龄问题得不到参赛资格，这家人还能得到什么关怀？企业的、网红的、霍曼的“关怀”统统不会有。

我们可能跟霍曼一样，认为全红婵一家人理应过更好的生活，但廉价的“人文关怀”远远填补不了现实的残酷。对全红婵这种家庭来说，在认清现实的情况下，抓住那极为有限的机会专攻术业，尽力谋求突破改变，是唯一的方法论，也是最现实的价值观。

我们常说“体育是最好的教育”“体育改变命运”，是指体育能培育阳光、积极、果敢的性格，以此性格改变命运，而非直接通过拿到金字塔端的成绩而改变命运。全红婵是竞技体育改变命运的极端例子，但也唯有如此，她才可能赢得更多全面发展自己人生的可能性。所以，与全红婵千万次的高难度训练动作相比，霍曼的“关怀”显空洞、多余、廉价，以及一种不切实际的清高和傲慢。